张惠：谦谦原是玉精神——访余英时先生

 初见余英时先生，是在纽约大学的一次演讲会上，当时先生讲的是《中国古代的生死观》，关于“魂与魄”的问题。按说这个颇有些“怪力乱神”的命题，是极容易费力不讨好的，但余先生却旁征博引、深入浅出，使得台下听众，不分中外，一个个听得侧耳凝神、津津有味。演讲完了，照例是提问的时间，但见问者此伏彼起，问题纷至迭来。要知道现场答问可是最考验功力的时候，演讲倒最多只能排在第二。原因很简单，演讲可以事先准备，自然可以查漏补缺、自圆其说；现场答问无法预测会碰到什么问题，只能逢山开路、遇河架桥，何况又要在最短时间内一针见血、以理服人，学养、思辩和反应能力都要于此见真章的。

 但见余先生有条不紊、不温不火，或抽丝剥茧、丝丝入扣；或一语中的、直指本心。间或有性急的两个同时问的，有非难的三个依次诘的，余先生也不消用纸笔记下问题次序，边想边答，却一丝不乱；况且一次也没用“这个问题还没有想好”“过后可以慢慢讨论”之类的托词。问如火、如矛、如剑、如漫天飞雪；答如水、如盾、如鞘、如冬日暖阳。河伯望洋兴叹、诧为观止；孔明舌战群儒，差可拟之。

余英时先生

 余先生的听力不是很好，因此，每当一位听众发问，余先生都会走近，谦和地微微躬身倾听，按说只要观众提高声音，或者走近讲台，一样可以解决这个问题。以余先生的德高望重，听众如此做自然是顺理成章。但余先生不要，他宁可麻烦他自己。

我，自然也未能免俗，问了一个问题：

“

“Dear Professor, you know, the original name of ‘Poeny Pavillion” is ‘Huanhun Ji”, which says that Du Li-niang came back to life three years after her death. So, why Du Li-niang didn’t need to ‘huan po’ since the entire soul of her was composed of Hun and Po?”（尊敬的教授，您知道，《牡丹亭》原名《还魂记》，说杜丽娘死后三年，还魂复生。那么，既然她的灵魂由魂和魄组成，为什么她只是还魂，而不还魄呢？）

”

先生笑答道：

“

“According to Chinese soul conception, Hun is a positive soul in charge of spirit actions, such as soul and heart, whereas Po is a passive soul in charge of body actions, such as facial features and limbs. So, after death, because Po is relatively passive, it can not leave far away from died body. Hun is positive, so it will rise, disappear and fly far away. Hence, when man comes back to life, he only need ‘Huan hun’ and need not ‘Huan po’. It is a tradition, you see, ‘Chuci Zhaohun’, just say ‘Zhao hun’, do not say ‘Zhao po’.”(根据中国人的灵魂观，魂是积极的，掌管的是人的精神活动，像灵魂和内心；魄是消极的，掌管的是人的器官活动，像五官、四肢。在人死后，魄由于比较消极，活动力不强，因此离人下葬的地方不远。魂因为比较积极，因此会上升、消散、会飞得很远。因此，人死而复生的时候，只需还魂，不需还魄。从古以来一直如此，像《楚辞·招魂》，就只说招魂，而不说招魄。)

”

《余英时访谈录》，陈致著，中华书局2012年版。

 翌日，我又高兴又不安地踏上了去余先生家的旅途。高兴的是，余先生首肯了我的拜访；不安的是，先生要师母开车去车站来接。虽然在演讲的当天，没有“请示”余先生之前，师母已经说好来接，可是我总觉得这样太不礼貌太过意不去啦，于是已经坐进了师母的“专车”，我还再三地表示不安。师母轻快地笑道：“没有关系啦。我们很高兴见你们这些年轻学生啊。再说，你们路也不熟，这儿也没什么公交车。”其实昨天早已见过师母，今天又忍不住偷偷打量。只见师母上着黑色小西服，下着半长裙，一身素净打扮，系着一方碎花丝巾，富丽不觉奢华，高雅而不张扬。

 师母闺名陈淑平，出身名门，是名教育家陈雪屏之女，却毫无骄娇二气，谈起话来，软语浅笑，开朗真率，令人浑然忘了拘谨。“师母，据说，你和余先生认识的时候，你是房东，他是房客，是真的还是假的？”“不是的啦，我在美国的时候只是穷学生，哪是什么房东……”原来，师母当年租房子的时候，住得好好的，房东突然不租了，要知道在美国换租房子可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没办法也得找啊，却是碰巧和余先生同租了同一栋公寓。“师母，那余先生以前是什么样子？是不是玉树临风、才高八斗呀？”“他呀，就是很普通的一个学生啊……”“不信不信……”就这样说说笑笑，余先生的家到了。

 原来听说余先生的家在普林斯顿的一个森林里，我的第一反应是童话里的森林小木屋，真是又向往又好奇。及至到了实地，怎么说呢，跟我想象的，既一样又不一样。照我想来，森林里面的树自然有高有矮，但这儿似乎没有什么杂树，一例都是参天的；森林里应该是土路或者鹅卵石路，但这却是一条窄窄的柏油路。但自然，这样是更方便的。

 至于余先生的家，确实看来是小木屋，两层，白色。屋外不设篱范，彷佛任谁都可以随便踏入。屋前一池秋水，内有锦鲤数尾，天冷，它们也懒懒的，不很活泼。屋左一带修竹，果然龙吟细细，凤尾森森，“不可一日无此君”。这听竹赏鲤，分明是中国古代士大夫的风雅了，看来骨中真趣，异国风烟自是难移。屋前廊下吊着一只檐马，当然现在是叫风铃的，但外形一遵古制，因此还是叫它檐马，风来声音响得旷远，想来“雨淋铃”又别是一番风味。

《师友记往：余英时怀旧集》，余英时著，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版。

 余英时先生1930年生于天津，祖籍安徽潜山，1949年考入北平燕京大学历史系，当年离开北京去了香港。从1950年至1955年，在香港新亚书院及新亚研究所跟随钱穆先生学习。1955就读于哈佛大学历史系，师从哈佛燕京学社汉学家杨联陞先生。1962年获历史学博士。1974年当选为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曾任哈佛大学中国历史教授、耶鲁大学历史系讲座教授、香港中文大学新亚书院院长。1987年起，任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讲座教授，2001年从普林斯顿大学荣休，但仍然保留荣誉教授头衔，定居美国。著作等身，有《汉代中外经济交通》、《历史与思想》、《史学与传统》、《中国思想传统的现代诠释》、《文化评论与中国情怀》、《中国文化与现代变迁》、《历史人物与文化危机》、《士与中国文化》、《方以智晚节考》、《论戴震与章学诚》、《红楼梦的两个世界》、《中国近代思想史上的胡适》、《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兼论他的学术精神与晚年心境》、《犹记风吹水上鳞——钱穆与现代中国学术》、《现代儒学论》等。

 早知道2006年11月中旬，余英时先生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的有“人文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因此一进门，我们便想瞻仰瞻仰大奖的真容。没想到余先生把它“养在深闺人未识”，迎面博古架上只是放了几样古朴的瓷器，我们找了半天也没找到，只好怏怏作罢。也是，他原不需借重此奖来增辉他的轩冕。

 与余先生一交谈，第一感觉是充分理解一句成语的含义，也就是“咳珠唾玉”。生活中，有积蕴无多而夸夸其谈的，有腹笥甚厚而拙于言辞的，前者可笑，后者可惜。但余先生两者都不是，腹中万卷诗书，悉化作口角云霞烟涛。一个小小的问题，他偏能三迭四迭地盘旋而上，以为总该是山穷水尽，他又随意地再拓一层。无怪乎我等忍不住一问接一问，沉醉不知归路。

 笑谈半晌，怀宇兄想拍出一张满意的余先生的照片，于是光线、角度忙得不亦乐乎，余先生非常配合地应邀或立或坐，不时笑问：“这样可以吗？”拍了数张后，怀宇兄一下看中了余先生半开放式的小书房，三面是书，中有矮几，华灯璀璨，古色古香，置身其中，陶然忘机，确实是“好个所在”。

 怀宇兄立好了三角架拍摄，我等也欢天喜地地簇拥着去看。只是我忽然觉得不对，略顿了一顿看去，只见小书房地上全铺着厚密柔软的米色长毛地毯，地毯边缘是一双家常黑色圆口布鞋——想必余先生在家看书，也是要换了这鞋才进去的，我们风尘仆仆穿着满是灰土的鞋子就这样一脚就踩上去了。抬眼去看先生，却仿佛浑然不觉，毫无愠色，还是和蔼地笑着任由我们给他“设计”姿势。

作者与余英时先生

 拍完了照片，又坐下谈话，方感觉到余先生给人的第二感觉——“不怒而威”。同去的红艳原是个湘云一样的女孩子，霁月光风，素性阔朗，但在余先生面前，不知怎的，突然畏手畏脚，少言寡语起来。我心中暗暗纳罕，留神体味，才琢磨出一点门道。原来与余先生对话，全要挣挫起十二分精神来，一不小心，不是流露出对某些掌故的无知，就是表现出看法见解的幼稚，怎不叫人汗下涔涔呢？故而，他固然是口角春风、言语带笑的蔼然，我们赶紧拿出程门立雪的敬畏、孔鲤趋庭的恭敬、贾岛推敲的斟酌来答他的话。

 余先生对国内的研究生培养很感兴趣，义不容辞，我当然得尽我所知略作介绍了。无意中谈到一个问题，我说：“国内的导师常常有这样一个遗憾，某个学生的学术功底非常扎实，很有培养前途，但就是英语不好，总是考不过线，因此没法招他，只能失之交臂。所以好多人都觉得研究生考英语耽误人才，还有教授为此愤然辞职呢。”余先生说：“是么，固然英语是不该凌驾在一切之上的。不过，我也有一点小小的不同看法。不该把英语看得太难了，英语就是一个常用的工具，太崇拜和太逃避只怕都不合适。”我一怔又猛地一悟，说实话，我也曾经啃过一阵儿英语的，但啃的时候断断不是心甘情愿，倒是愤愤不平的，心里想：凭什么要受这英语折磨？有这时间用来看专业不好？直到多年之后才明白和体会到师长要我们学好英语的苦心和深意。

 我想国内只怕还有太多和我曾经相似的学生，一开始颇有“天朝上国”的倨傲，拿了“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照当接班人”来妄自尊大。接着吃了苦头，知道必然是要学的了，又恐惧起来，被那不计其数的单词、莫名其妙的语法、桀屈聱牙的读音吓得要命，其实真正学好外语要用的时间倒远远没有克服倨傲和恐惧这两种心理的时间长。要是早能得知先生对英语这样不夸大不缩小的评论打消疑虑，只怕我们也能少走些弯路。何况，一个真有恒心学好专业的人，难道没有学好英语这点知识的迁移能力？由此可知对英语望而却步者，“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只是太“恕己”了。

《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增订版），余英时著，九州出版社2014年版。

 或许国人或多或少都有点“哈佛情结”，这不，怀宇兄问道：“余先生，您来美国进的是哈佛大学，是否这所世界第一的名校对您特别有帮助呢？”我们也忍不住齐齐注目于先生。先生眉宇一扬，微微笑道：“我并不认为进的是不是哈佛意义有这么大，美国的七所常青藤学校都很顶尖。只不过我最初是来哈佛访学，后来就进了哈佛历史系。当然，哈佛的书最多最全，倒是我很看重的。”

 当得知我来美国修习的是中国古典文学时，先生说：“来了美国，不要光听古典文学的课，甚至也不要光听中国文学的课。多去听听一些外国教授的课，外国文学、历史方面的课。”先生说：“我那时在哈佛念的是中国历史，但希腊史、欧洲史都去听。不光学人家的思路方法，而且有比较才有鉴别，跳出来才能看得更透。”“神交古人”的先生，看来还颇有些沉浸在和朱熹对话的意境中，因此即兴将朱熹的《观书有感》题赠于我。这本是钱穆先生很喜欢的诗，新亚书院出身的教授也多喜以此题赠，我咀嚼着末两句“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的含义，惭愧地想：以后回去可得好好念书呀。

《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余英时著，中华书局2014年版。

 不知不觉，一个下午过去了。听说下一步，余先生想研究唐代最有创造力、精神境界最高的两种人——诗人与高僧，特别是与禅宗和尚的关系。可惜，我们不是那得道的高僧，无法让先生“因过寺院逢僧话，又得浮生半日闲”，倒白白让先生放下手头的要务忍受我们的淘气，也幸亏先生好脾气。

 夜凉如水，先生和师母驱车送我们到了车站，我们已经荷感盛情了，没有想到，先生和师母又拾级而上，要亲自等着车来，看到我们平安上车才放心，这何敢克当？我们吓得赶紧一个劲儿地请他们回去。许是看我们太惶恐了，先生和师母微笑着说：“没关系，没关系，吃了饭消化消化么。”可是，空落落的站台上，十二月的寒风长驱直入，这句话……我们受点冻不算啥，可平白地连累先生和师母……唉，我们只好肚子里祈祷这般火车快点来呀快点来。可这不识趣的火车，慢吞吞地半天还没有一点影子。先生和师母见我们太难为情，便有意说些琐语来冲淡我们的不安。一会问刚到美国的时候有没有shock，一会又告诉我们坐火车的经验，许多变动是时刻表上不会显示的……好一会，我们才觉得好些，又高兴又发愁地说起来。

 不知怎么，我们又说起照相的事来，遗憾师母没有合照，师母笑道：“我不爱照相，也照累了，余先生前两天还来了个记者给他照了两天相呢。”我心里不由微微一动，因为谁都知道，照相最多照一会儿，不要说一两天，就是半天也得累得够戗。可是，余先生刚刚被折腾了两天，我们今天又兴致勃勃地让他摆pose，一会儿坐拥书城、一会儿漫步竹林……可他却没有流露一丝的厌烦和不耐，而是宠溺地笑着满足我们一切淘气的要求。其实，他也是血肉之躯，何尝不累？只是知道我们这些小家伙们本来就是又欣喜又惶恐的，所以一切才想得做得再没有那么妥帖周到，唯恐我们受了一点委屈，有了一丝阴影。

《红楼梦研究在美国》，张惠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版。

 在回去的路上，我和红艳还在品味和交流余先生的教诲。不过，我们达成了一个共识：轻易不敢再去。为什么呢？倒不是怕在先生面前显露无知，我们倒希望被先生多教训几句呢，随便经先生一调理，不就出息了？怕就怕在太搅扰先生了。我们因为坐火车，到得也晚，为了等我们，先生和师母也没吃午饭，直到下午一两点才和我们共进午膳。下午谈到四五点，我们又得走了，先生和师母怕我们在火车上肚子饿，又非得驱车去餐馆留我们吃了晚饭。劳累先生和师母这样“非时而食，非时而饮”，“吐哺握发”地招待我们，还亲自送我们上车，真是太折煞我们了，我们心里哪过得去呢？何况，先生的时间那么宝贵，本来他准备在1999年退休，因校方一再挽留，直到2001年才得偿己愿。

 退休使他完全自由了，他可以自由自在做一直想做、但过去没时间做的事，“好好看看文史哲方面的书”就是其中之一。对于取得“克鲁格人文与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这样的殊荣，先生的反应也是希望这件事情快点过去，因为“这一个月的吵吵闹闹把念书的时间都耽搁了”。我们来一次，少说也要混搅大半日，可叫先生怎么看书呢？怎不让人想来又怕来呢？因为太好反而不敢再来，先生和师母，只怕断然猜不到我们这拙心思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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